“对。”神甫悲伤地摇摇头,“那个可怜的孩子曾经是昂桑修道院收留的孤儿,叫史迪芬·葛瑞堡,是我为他起的教名。他今年应该才十五岁。”
“您怎么能肯定是他?”
“他的模样没大变,而且左眼角下有颗红色的痣。”
“您当时是路过宽河街码头的,对吗?”
“我拜访了儿童慈善会的几位理事,正要去看看孩子们的夏装分发情况。”
“是您把尸体抱离河岸的?”
“我不能让他躺在那儿,我受不了。”
查尔斯表示理解,但不能苟同:“可是您这样做让警方勘探现场遇到了大困难。”
“对此我很抱歉!”神甫诚恳地说,“我当时只是向为他找一个医生——不管他还有没有呼吸。”
我的新老师真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我看了看查尔斯,希望他下一个问题能婉转些。
“那么——”他似乎也在斟酌用词,“——您到现场时看到了什么?”
“他躺在哪儿,躺在又冷又潮湿的河岸上,双脚还泡在水里,身体冰冷,穿着亚麻衬衫和很新的灯心绒长裤。”
“您认为他看上去像是淹死后冲上河岸的吗?”
“不!”神甫回答得很坚决,“他是被勒死后抛尸到泰晤士河里的。”
我和查尔斯同时发出一声低呼:“您怎么知道?”
神甫阴沉着脸用细白的手指缓缓地划过脖子:“他这里……有一道勒痕。”
查尔斯意外地咳嗽了几声:“原来您也注意到了……其实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所以把尸体送去做详细检查了。呃——您知道死者生前住在哪儿吗?或者有什么亲戚朋友?”
“对不起,探长先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生生的他——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
看样子很难再获得更多的东西了,查尔斯叹了口气,要求神甫如果再想起什么就告诉他一声,并且留下了地址。
“我会的。”神甫微笑着答应了,同时看了我一眼,“对了,我想两位一定也有许多话要说吧,我可以暂时失陪了。卡思伯顿先生——”
“请叫我内维尔吧。”
“内维尔,”他走到我身边,“你和探长先生聊吧,我帮你把行李送到房间里去!”
“不、不!”我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还是我自己来吧。”
但是神甫非常温和地把我按回沙发,不由分说提起皮箱走出会客室。
“真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我望着他的背影赞叹到,“一个优雅的男人。”
查尔斯对此倒没什么感觉,他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显得很高兴;大概能亲眼见到以前跟在自己身后的小毛头变成一个英俊的青年让他很开心。
他是我唯一的哥哥,比我大八岁,十二年前来到伦敦,不时也回希罗普郡看看我们。但我总觉得父亲和母亲对这个儿子有些不冷不热的,却把大部分宠爱都给了我,这让我隐隐不安。可查尔斯很喜欢我,常常给我寄钱,甚至连上大学时的部分费用也是他为我支付的。聪明的他现在看起来过得不错,变得比以前更成熟了,充满了阳刚味儿。
“你怎么样,查尔斯?升了探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他一贯是很努力的。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显得很随意,完全没有刚才的严肃,“倒是你,内维尔,竟然都快毕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的小兄弟转眼间就要成大人了。”
我羞涩地笑了笑:“其实也多亏了你和爸爸妈妈供我念完大学,否则我现在一定在为波特先生当会计。”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你还要跟我客气吗?对了,干脆住到我那里去吧,反正我的房子最近也空出来了,咱们俩还可以多聚一聚。”
“我很愿意,查尔斯。可是这必须等我完成了论文才行。我得住在神甫这里随时向他请教;况且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房间。“
我的兄长脸上显出了失望的神情,同时也对神甫的能力表示怀疑。他非常含蓄地没有明说,慢慢戴上帽子。
“好吧,内维尔,我不勉强你。今天我还有事,如果明天晚上你有空,记得到我家里去,地址我刚才已经留给神甫了:爱德华王街19号,就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你能找到吧?”
“我想没问题。”
“太好了。”他笑着拍拍我的肩,“咱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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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伦敦的第一天基本上很不错,见到了两个我最想见的人,并且品尝了史丹莉太太的好手艺,最后在松软雪白的大床上进入了梦乡。所有这一切消除了我旅途颠簸的疲倦,让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经历充沛,就像刚刚踏上赛道的立陶宛马。
神甫坐在餐厅里喝咖啡,读着刚送来的《晨报》,而放在旁边的《泰晤士报》上则醒目地刊登着昨天在河岸发现少年尸体的报道。今天他换上了黑色的法衣,胸前挂着一个朴素而雅致的银质十字架,在金色的朝晖中显得越发圣洁。他热情地招待我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带我出了门。
“多好的太阳啊,内维尔。”他兴致很好地向我建议,“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可不能憋在马车里,一起散散步怎么样?”
我掏出怀表一看,才八点钟:“这主意不错,神甫。我也想仔细看看伦敦呢!”
“一座天使与撒旦同时出没的城市。”他大笑着向前走去。
我一点儿也不熟悉这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只是跟着神甫沿着人行道向前走。路上来来往往的马车很多,有些灰仆仆的很不起眼,也有些纹着金色的纹章。迎面走来的女士们很多都戴着时髦的宽边帽子,上面斜插着一支或几支大而卷曲的羽毛,不过也有些衣衫褴褛的妇人披着褪色的披肩,提着东西走过我们身边。报童起劲儿地挥舞着报纸吆喝,不时有几个乞丐伪装成卖火柴的小贩儿蜷缩在街角。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从萨克司-科伯格广场拐角过去,来到了一条热闹的大路上,神甫冲我皱皱眉:“看吧,内维尔,我们要找的地方竟然在这条街的尽头,真不知道建筑师为什么会把图书馆的地址选在商业区。”
他领着我到了那个不太大的三层楼建筑前,门口的铜牌上写着“圣约翰教会图书馆 1860年 安杰斯戴尔·莫卡伯爵捐赠”。
就在我们正要推门进去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神甫!”
一个神色慌张的女人站在街上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悲伤,还混合着不恰当的惊喜。她急匆匆地跑过来,一把抓住我身旁的人:“对不起,先生,您是神甫吧?是神甫,对吧?我看见您的十字架了!”
“对,夫人。”神甫点点头,“我是。”
“感谢上帝!”她竟留下眼泪来。
这让我们两个人都慌了手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夫人?”
“罗伊,我可怜的罗伊,他咳得喘不过气来……”这位女士哽咽着,“他快要死了,他需要忏悔……”
“或许……或许没那么严重,您找医生了吗?”神甫扶住她的手肘安慰到。
“已经没有用了,医生就守在他身边,他让我赶快为他找一位神甫或者牧师……”她伸手用力拽着我的导师,“……天哪,我以为来不及了!求您了,快跟我来吧,就在街对面……”
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但这是神甫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位女士带着我们穿过马路,走进对面一幢公寓的二楼。刚进门我们就闻到浓烈的药水味儿和一股腥臭。卧室里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年男人,死亡的灰蓝色布满了他的皮肤,脸上颧骨高耸,呼吸困难,双手痉挛。一个医生正在他身旁收好听诊器,地上是一滩乌黑的血迹。
“他就是我的丈夫罗伊……罗伊·彼得森。他得了肺病……”
神甫脸上没有厌恶和恐惧,他示意我和彼得森夫人留在原地,自己慢慢踏进屋子。那个医生冲他摇摇头,划了个十字,然后走出来带上门。
我扶着悲痛的彼得森夫人在客厅里坐下来,却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只能僵硬地站在一旁,局促不安地看着那个医生。
这个矮个子老头可能已经见惯了临终的病人,静静在窗前啪嗒啪嗒地抽烟斗,脸上的神气像在等待一场枯燥的音乐会结束,不过好在他还能对家属表示一点同情。
“我很抱歉,夫人。”他用沉痛的语气说到,“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不,不,您不用道歉。”彼得森太太勉强抬起头,“我知道他没希望了……吃了那么多药……您看看,这一年来我甚至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可是也救不了他……”
我环视这间客厅。的确,看得出这里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光秃秃的墙上有挂过油画的钉痕;两个空荡荡的装饰柜立在墙边,里面一定摆放过珍贵的饰品,我隐约看到一个残留的圆圆的压痕;墙纸、地毯还有沙发虽然都已经污秽陈旧,不过还看得出是上品。
“至少您尽量减少了他的痛苦,夫人,您是一位好妻子。”医生说完又对我点头致意,“先生,我想也应该感谢您,您和神甫来得非常及时,这对彼得森先生来说真是一种安慰。”
“其实也只是刚好遇到了夫人的恳求,这是不能拒绝的。”我简单地表达了对这个不幸家庭的同情——或许我的迟钝口舌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卧室的门缓缓打开了,神甫脸色凝重地走出来,十字架握在手上,他身后的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彼得森夫人失声痛哭,医生连忙扶住她的肩膀,她走进去跪坐在丈夫的身边,把头埋进他冰凉的手掌中。
神甫悄悄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出这个充满了低气压的房间。他的脸色也很难看,双颊白得发青。我们异常沉默地下了楼,穿过马路来到图书馆门前。神甫半天没说话,过了很久才回头望了望那扇小小的窗户,慢慢挂好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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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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