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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对，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开口，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打桌面，“回去睡一会，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柏林，着手招募新线人，‘秒表’计划启动之前我们一定得在东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动处处长转向美国人，后者点点头，看起来不打算补充什么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离开，椅腿嘎吱刮过地面。美国人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脚步，回过头，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顺便找出是谁干掉了我们的人，知道吗，德国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什么都不能开始。” 安德烈没有理会那个错误的蔑称，离开了隔音室，放弃了嘎嘎作响的旧电梯，走楼梯下去。外面在下雨，夜班警卫替他推开门的时候，浸透水汽的冷风擦过脸颊。他走过了一条街，离总部足够远，才着手捕捉行踪飘忽的伦敦计程车。快凌晨一点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走了过去，撞上垃圾桶，两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湿的水泥路上，对着夜空咒骂。安德烈移开目光。 一辆黑色计程车窜过前一个街口，没看见他高高扬起的手臂。这位刚从郊野里跋涉回来的牧羊人叹了口气，压低帽檐，设法躲开无孔不入的雨滴，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背对着圣詹姆斯公园，沿着冷风飕飕的街道向东南走去，天亮之前他应该能到家，终于能喝上那杯从柏林的停尸房就开始渴望着的威士忌了。 —— 你已经发现了，直到这里我都叫他安德烈，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习惯了这个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他的许多面孔里，这是他选择向我展示的第一个侧面，第一印象总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我还是继续把这位短暂到访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这也是你的故事，毕竟你很快会成为我，而我是他，最终，我希望，你也会变成他。 作者有话说： [1] 二战早期由丘吉尔创立，即后来的军情六处，“军情六处”这个名字是SIS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第二章 1952年的柏林，情报既值钱，又不值钱。满街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墙再过九年才会建起来，轻轨和地铁连通东西柏林，谁都能在四个占领区之间轻松往来。咖啡厅里挤满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伙，只要付钱，他们就是英国的可靠密探，要是克格勃宣布加价，他们马上变成苏维埃的忠实盟友，他们也乐意为法国、波兰、意大利和东德服务，取决于今天打开钱包的是谁。这些人卖的多数是垃圾，有时候外勤们急于凑数，会买些真假不明的闲言碎语来应付上级。安德烈就在这种地方狩猎，固定在两个地点撒网，一个是开在美苏占领区边界的“科隆”咖啡店，另一个是法国占领区深处的“麻雀”咖啡店。他对待价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人，向来都是。 其他阵营的情报官显然也有同样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间谍的传统领地。安德烈的苏联同行更偏爱“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个人来，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仿三十年代剧场招贴画下面看报纸。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在东柏林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常驻特工，工作名是“科里亚”，军情六处给他的绰号是“水晶”，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949年来的柏林，在这里躲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风暴。这位“科里亚”未婚，喜欢长跑，不抽烟，但是喝酒，曾经和一个捷克姑娘同居，不过在莫斯科中心的干预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军情六处柏林站整理的档案和监视报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专门为安德烈单独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文件夹，塞满用长焦镜头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监视记录，“目标早上8时进入面包店，8时07分走出上述面包店”，“目标常于周二17：00-19：00时出现在斯皮特马克地铁站附近”，诸如此类。“水晶”和安德烈几乎从未交谈，每次见面都非常礼貌，点头，微笑，轮流为对方的咖啡付账，好像一对曾经亲密、却因为多年积怨而再不来往的朋友。在柏林这么拥挤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共存的关系，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积在舞台下面的炸药。 安德烈等的人来了，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经很旧了，手肘处有块补丁，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但还是很突兀。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站了两三分钟，抽完了一支烟，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新德国》，走了。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安德烈等了五分钟，结账离开，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这无所谓，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安德烈走向轻轨。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要是苏联人还跟着，那就下来，步行到波茨坦广场。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会面取消。 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前后走出火车站，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见。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那里空旷荒芜，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水泥已经开裂凹陷，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湿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七年前，盟军的B-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掷下燃烧弹。安德烈抬起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才继续往前走。 河边丢弃着更多砖块和折弯的钢筋，在胜利日前后的混乱里，为了快速给车队开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砾铲到一边了事，它们就这么留在原处，被野草覆盖，无人负责。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张存活的长椅上看报纸，安德烈在他旁边坐下，看着河水轻轻拍打淤泥。对岸有个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绑在把手上的蓝色缎带随风摇摆。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在是掉下来的时候了。 “你知道是谁对汉斯下手的吗？就算只是猜的，也请告诉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强烈苦味的什么东西，但碍于礼貌不能吐出来。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面，再看了看河水，这才把目光转向安德烈：“我不敢说我确切知道，但我有种感觉。”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来了个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诉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挥部设在那里似的，“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比我年轻，德国人，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在那边读书’，听说是这样。像个幽灵，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办公室总是关着门。他的命令都是深夜发的，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帝国主义间谍’，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出这一切，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也没有名字吗？” “他让别人叫他‘赫尔曼先生’，应该不是真名。”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皱起眉，思索了一会，摇摇头。 “谢谢你，君特。” 德国人点点头，没有道别就走了。报纸留在长椅上，页边还有手指摸出来的汗渍。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视着河水。情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一小块倒下就能引发连锁反应。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眼睛，尽管不在高位，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谁是这个深夜里开枪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尔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没人见过，像个幽灵？ 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走得比刚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线，谁说得清楚呢？柏林到处都是窥视的眼睛。他起身离开，边走边小声哼唱《空中骑士》[2]，手指在裤腿上打节拍。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 —— 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这地方是个废墟，各种意义上都是。战前建立的情报网已经不存在，线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踪不明。军情六处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馆，中情局悄悄占据了弗伦街的一栋红砖建筑。而克格勃——当时还叫内务部——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户和被弹片击穿的屋顶，克格勃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情报蛛网。 公平而论，五十年代不是军情六处状态最好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伦敦虚弱又吝啬，每个便士都要拿去润滑生锈的财政齿轮，喂养间谍花费不菲，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要不就去更体面的部门另谋高就，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马。总部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音乐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关灯。 可是铁幕的交响曲还在继续，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小提琴和钢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题旋律。美国人也登场了，只带了吉他，格格不入，还比任何人都吵闹。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时不时敲一下三角铁。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也许有人听，也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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